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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权力剥夺崔英杰的生命

文/李昕艾

   崔英杰扎死城管一案,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有5月之余,期间崔英杰这个年轻的生命牵动了许多人的心。无论是已经逝去的李志强,还是正在狱中的崔英杰,都是制度的受害者。制度杀人远比人杀人厉害得多,也难以整治得多。一个败坏的制度,更是会不眨眼地草菅人命。

崔英杰,他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他有凭自己的劳动谋生的权利,而生命权、生存权又是最基本的人权,是人生来上天就赋予的,谁能轻率地去亵渎上天呢?当一个公民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谋生时,一群穿制服的城管却气势汹汹地向这个贫弱的公民群起而攻之;被洗劫一空后,孤独的公民只剩下眼泪和屈辱。而崔英杰就是这类被叫做小贩的“贱民”之一,他拿出身上几乎所有的积蓄,并加上借来的钱,买来一辆崭新的三轮车,刚开张卖烤肠没多久,便招来了城管的“整治”。当象征着崔英杰全部家当的三轮车被拖走时,他绝望了,他在激愤中不经意地挥舞了一下切烤肠的刀,而这一刀不幸刺中了一个人,一个代表国家执行公务的城管队长。于是李志强成了烈士,崔英杰成了人民的公敌?我想很多人对此与我一样感到诧异。对于一个生命的逝去,我感到惋惜和悲伤,但是“烈士”的封号对崔英杰公平吗?为什么某些人总是怀着险恶的心理想非要致崔英杰于死地而后快呢?难道崔英杰的死就能换取某些人行为的合法性、某个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吗?况且崔英杰并非故意杀人,而是在情势混乱、情绪不稳定的状况下的过失伤人。即使需要定罪,也与死刑毫不沾边。崔英杰的生命没有什么权力有资格来剥夺!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公民会受到如此多的同情和关注?因为制度的缺陷才导致了这场个体的灾难。一个个个体与整个国家机器作战,从来都是处于弱势的。扪心自问,当你的生存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受到严重侵犯时,你会是怎样的感受?当你的家人遭遇不合理制度的绞杀时,你的心情又会如何?将心比心,如果我们纵容了邪恶,那么崔英杰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崔英杰的死亡将是我们所有人的死亡,是所有文明的覆灭。

1991年,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在校园中枪杀5人,射伤1人。在这起震惊世界的枪杀案中,我看到了受害者安·柯莱瑞博士,她的兄弟们写给卢刚家人的那让我泪流满面的真诚话语:

“……当我们在悲痛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惊的。
    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候,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从中一起得到安慰和支持。安也会这样希望的。”

这样宽广的胸怀,这样伟大的心灵,是怎样的境界?神的儿女,有信仰的国度,永远区别于地上喝狼奶长大的肮脏躯体。所以当我看到新闻上报道:“ 一位当了8年分队长的城管干部对记者说,崔英杰必须死,如果不死如何让城管在未来执法。‘李志强现在是烈士,这个案子就不是普通案子了。’”我真不知道这位所谓的城管干部有没有父母子女,但我清楚地知道他的身体里没有灵。他的血腥和残忍让我感到愤怒和不齿,他的幸灾乐祸和咄咄逼人让我感到可悲与可怜。愿上帝饶恕他的僭妄!

“……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崔英杰辩护律师这真诚而有所期待的辩护词,令我为之动容。如果崔英杰胜利了,那将是人权抵制邪恶制度的的胜利,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如果崔英杰被判死刑,那将是中国法制上的耻辱,是这个国度的悲哀,我将不再相信和尊重这里的一切法律、公正,甚至对整个体制的合法合理性产生严重的怀疑。

作为一个公民,我只想平安快乐且自信幸福地生活在大地上,而不是每天战战兢兢、衣不果腹地生活,并且随时随地面临这样的危险:穿制服的强盗使用“合法”的名义来威胁我的生命。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度,都不该把它的公民当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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